不该忘记的和应该知道的

——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

杨琳

十年动乱距今不过二十几年，然而，当经历过“文革”的人，谈起往事时，很多年轻人都会瞪大眼睛，目光中写满疑问，“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于是，在北大，在未名湖畔，有一位老人面对这样的情形，“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他产生了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于是，这位老人在他八十一岁这年，写下了这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牛棚杂忆》。

当你有机会漫步未名湖畔时，在清晨的薄暮中，时常会看见一位穿着蓝色中式上装，骑辆老式自行车，拎着老式人造革黑包的银发老人，他就是此书的作者，一代宗师季羡林。现在的花季青年，当看惯了愉快、搞笑的电视剧，满足于“文学快餐”的调侃、轻松，很难在心灵上被打动时，怎样才能使他们真真实实地，绝无修饰，毫无小说色彩地了解我们民族在不远的过去的曾经经历的那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磨难呢？怎样使我们那些经历过“文革”或打上“文革”烙印的人，在抚平伤痕之后不只是沉泯于歌舞升平之中，而是增添了一份忧患意识呢？

感谢季羡林老先生，他以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民族，对未来的深思与关切，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看到了《抄家》、《自己亲手搭起的牛棚》、《劳改的初级阶段》、《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余思或反思》······；使我们看到了在那个人格异化的年代的众生相；更使我们看到了，当真理被践踏，民主被蹂躏，随波逐流代替了独立思考，放任自流代替了公平竞争的时候，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一切又怎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呢。

感谢季老先生，他以度尽劫波之后的气度向我们敞开心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过来人”的反思与省悟。正如作者所云：“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一九七六年，我的书十六年以后到一九九二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来？这十六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时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有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人，当回首往事时，也许或多或少地会从内心里反思自己当时的幼稚与盲从。但勇于在若干年后揭开心灵的伤疤以警示后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需要有非凡的胸襟与勇气。为此，我敬佩季羡林先生。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只有铭记经过的磨难与耻辱，不断地反思自己，才能永远保持奋进的动力，才能不至重蹈覆辙。

也许，当你带着对大师的敬畏去读《牛棚杂忆》时，会惊异于其语言的朴实而无华饰，逻辑的平直而无晦涩。这也许与你心目中想象的佛学研究家，一代宗师的语言大相径庭。其实，这恰恰是季先生语言的炉火纯青之处。苏轼在《修辞鉴衡》中曾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会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我想，做人，做学问与做文章，恐怕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因而，当我们读《牛棚杂忆》时，其实也是在领略做人、做学问、做文章的绚烂之极则趋于平实的境界。在这一境界面前，过多的语言介绍显得十分苍白。那么，就让我们读读作者自己写在书前的《祝词》吧：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

是和泪写成的。

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

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

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愿它带着我的祝福，

走向人间吧。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